“我是敦煌的儿子”

常嘉煌，我国已故著名学者、“敦煌艺术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儿子，旅日艺术家，现从事艺术创作和中外文化交流工作。

常嘉煌，1950年生于莫高窟皇庆寺。1958年在北京开始学习中国水墨画、水彩画。1968年在广州开始学习油画。1971年在北京故宫担任中国出土文物摄影师。1973年在敦煌作为父亲常书鸿的助手参加石窟艺术研究，并著《石窟艺术摄影技术论》一文。1978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油画系。1979年在北京参加中国美术展览会。1980年参加北京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会，并获得银奖。1981年到四川等地旅行写生，其作品在中国及日本展出。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油画系，并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北京文化部国际友谊博物馆工作，并筹备《国际友谊真品展览会》，研究东西方艺术交流关系。1983年担任博物馆陈列展示部副主任。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4年赴日本留学，在拓殖大学学习日语。根据父亲1983年在日本经团连石坂财团的讲演录音，整理《我与敦煌》一书，并编辑出版。1986年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平山夫研究室，学习日本画的技法、材料及日本古代美术。主持举办在日本的首届《在日中国美术家展览会》，此展览会至1991年每年举办一次。同年在印度调查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并在北京协助父母进行奈良法隆寺障壁画制作。1987年在前苏联中亚西亚丝绸之路和西伯利亚旅行写生。同年任东京大学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研究日本与敦煌古代艺术的关系。1988年，在杭州任浙江美术学院研究员，进行壁画研究与中日美术交流。与父母一起开始进行敦煌石窟的复原与设计。1989年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大学，教授日本近代美术。1990年在东京银座举办个人画展，同年在日本静冈的富士美术馆举办父子画展，进行《中国四季展》的筹划，并在中国、日本两地展出。1992年在东京被授予东京富士美术馆名誉馆员称号。1993年被任命为敦煌市人民政府顾问。开始进行《国际敦煌艺术中心》的筹备，并得到敦煌市政府的立项批准。同年被任命为安西县人民政府顾问。同年任日本东方学者会议代表。1995年，任《长城敦煌艺术中心》筹备处主任。在波士顿等地作美术研究旅行。1996年任《常书鸿艺术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任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顾问，成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制定《敦煌石窟艺术工程》继续中断了六百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制作活动，计划于1999年12月完成两个石窟的艺术创作。

今年9月，常嘉煌先生专程从日本回国，参加在敦煌市举办的艺术活动，记者有幸见到仰慕已久的常嘉煌先生。今年50岁的常先生看上去要年轻许多，他高大威武，言辞真挚，待人和善。在他北京的家里，记者和常先生聊了很多，当然最多的话题仍是敦煌以及正在开凿的新石窟。常先生做了一手漂亮的日本饭菜，他说，在日本呆的时间太长了，喜欢日本饭菜的清淡，他力荐记者尝一尝日本辣酱。采访就这样在吃中开始了……

1994年，常书鸿仙逝。著名作家黄宗江在“敦煌的供养人”一文中写到：“常书鸿，……其金身显现在我的脑海，却是小小的人的身影，跋涉在无边无沿的沙海，非仅跋涉，且是匍匐行进，舍生忘死地在大漠里爬行向前，这不是形容语，而是实际地爬行向前，容再详其始末。向前，敦煌在前，佛门子弟的敦煌在前，人民的、人类的敦煌在前。”

1998年，常嘉煌正在北京和敦煌之间穿梭，进行新石窟的开掘工作。一位曾跟随常先生一家很久的女画家这样形容她眼中的常嘉煌，她说，第一次在敦煌见到常先生，感觉他对敦煌有一种异样的亲近，近得似乎可以触摸。这位女画家的家乡就在兰州，她在敦煌曾经跟随常嘉煌的母亲李承仙女士工作过一段时间。她说，敦煌人对已故的常书鸿先生非常尊重，敦煌人同样尊重常嘉煌先生，尽管常嘉煌整日在东京、北京、敦煌之间穿梭，然而敦煌人的眼中，仍觉得常嘉煌应该是属于敦煌的。这位画家形容到：“第一次在莫高窟中见到常嘉煌，那是一个冬天，天黑的早，他们说了些什么，当说完什么之后，才知道他就是常嘉煌，觉得惊讶，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口气。后来，他慢慢地走进敦煌的夜色，他低着头，边走脚底下还踢着沙漠上的石子儿，这是个典型的沙漠人走夜路的动作。他高大的影子一直走到夜幕里，默默地、若有所思的、执意的。我认定他就是敦煌人。”

每个人一生都有无数个梦想。在常嘉煌先生多彩而丰厚的人生梦想中，敦煌梦是最绚烂的那一个。常先生说：“回敦煌是我一生最能感动自己的梦想，每念及敦煌，我就有一种冲动，敦煌是我父亲一生追逐的太阳，他追着它跑啊跑啊，从未停歇。”

常书鸿，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当他在法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的时候，他被敦煌那精美绝伦的壁画招回了“家”。在法国巴黎的街头，常书鸿意外地发现了法国人在中国敦煌拍摄的画册，那是怎样的触动啊！那又是怎样的惭愧啊！常书鸿立即有了回到祖国的强烈愿望。在法国，常书鸿该有的都有了，该没有的就是敦煌，他从此为敦煌而生而死而恨而爱而匍匐。张大千先生在敦煌告诫常书鸿：“我走了，你可是无期徒刑啊。”常书鸿先生回答说：“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无期徒刑’我也愿意。”

常嘉煌出生于敦煌的一个名叫皇庆寺的寺庙里。常嘉煌说，他对敦煌的感情是佛教传递给他的生命讯息，常嘉煌同时解释说，他之所以用了这样的解释，是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好的更合理的解释自己的理由。常嘉煌承认，与高尚的父亲相比，他逊色很多，但是他执意要回敦煌的、为敦煌做点儿事情的行为与父亲却是同出一辙。3岁时，常嘉煌入托在北京北海后门的文化部幼儿园，别的小朋友都有可能见到自己的父母，而常嘉煌没有这样的可能。时间久了，幼儿园的阿姨写信给常嘉煌的父亲，说你们把照片寄过来，否则孩子就忘掉你们了。那时，常嘉煌从阿姨们的口中知道，他的父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在干着一项伟大的工作。1965年，常嘉煌终于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然而这时离“文革”也不远了。1968年，常嘉煌到天水插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的西北农人。1970年，常嘉煌回城到街道工厂工作，成为很“时尚”的一名工人。1974年，常嘉煌又到了部队，当起了一名部队摄影记者。至到1978年他考取了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时，常嘉煌坚决要求去敦煌工作，放弃兰州的名额，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他被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两年之后，常嘉煌再一次提出去敦煌工作，仍没有得到批准。1994年，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常嘉煌对母亲又一次提出，要求放弃在日本居住的资格，到敦煌去继承父亲未尽的事业，又未去成。至到1993年，常嘉煌成为敦煌市人民政府顾问，得以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敦煌。为了回到敦煌，常嘉煌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义无反顾，前赴前行，这是为了什么？！常嘉煌说，因为我身上流着父亲的血。

1989年，日本的池田大作问常书鸿老先生：“如果人生转世，下一世你想做什么？”常书鸿先生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来生转世，但是，如果我能转世，下一生还要作常书鸿，因为敦煌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常嘉煌信不信佛笔者不得而知，然而，有“回到敦煌”这样坚定的信念，完全是常嘉煌对敦煌的热爱和感激，以及他对父亲的怀念和热爱。常嘉煌说，他是一个与敦煌种田人没有什么分别的普通人，而且他认为他远不如种田人辛苦，他说，他们都是以不同的劳动方式完成自己的心愿。常嘉煌说，有一位高人曾经给过他指点，说他身上有佛的东西，叫他做事情只管专心去做，不要患得患失。其实这种善良人的美好愿望，也正是常嘉煌的人生经验，回到敦煌是为了再塑敦煌的辉煌。

“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是1996年经敦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振兴敦煌文化的艺术工程。从现在起，由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佛教团体开始继续中断了近600年的石窟艺术创作。”

“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位于敦煌市西南33公里的党河古河床断崖区，距莫高窟69公里，距西千佛洞石窟2公里，第一期工程区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0．1公里，面积10万平方米。敦煌市人民政府1997年6月14日正式委托常嘉煌全权负责进行此项工作。”

常嘉煌先生说，敦煌莫高窟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来，得到国际上极大关注，并因此形成了一门综合的“敦煌学”。目前，敦煌藏经洞流散和被帝国主义分子掠走近四万件文件，其中包括唐代最精美的绢画、佛经等等，分布于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以敦煌研究院为主的研究机构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及全国各地的从事敦煌学研究学者达数百人。

当旅日艺术家常嘉煌在日本东京都美术馆“大丝绸之路展”上，亲眼目睹被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奇美美术馆等地大批敦煌绢画时，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更深刻地体会到父亲60年前的心情，决心为实现父亲遗愿作不懈的努力，并加紧筹备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

“当我有了在敦煌开凿新石窟的愿望时，我母亲说，这也是你父亲30年前的心愿。”

常嘉煌说，他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是在用他父亲的稿费换取新石窟，这一点让他很伤心，因为他父亲的稿费就是他母亲的养老金，而他母亲非常支持他。常嘉煌说，他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在敦煌爬上爬下地临摹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他说，新石窟是他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每当他在作画时，他都在想，这一笔能凿多少米，能为多少画工支付工资……当年常书鸿先生也是卖画筹钱以保护石窟。然而，这也是让常嘉煌最心安理得的地方，“我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有钱，是因为我没有在任何时候、没有以任何方式出卖过敦煌，我活得非常坦荡；我现在靠卖画来做开凿新石窟的工作，我同样做得心平气和。”

常嘉煌说，他打算开凿三个新石窟，献给敦煌市人民政府。

“我所以要继续中断了600多年的石窟开凿工作，是因为我觉得石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历史。我不是最好的画家，我也不是最有能力开凿新石窟的人，但人的能量有大小，有的人是火炬，有的人是火柴，我就是一根火柴，但我一定要为敦煌发一份光和热，这是我的心愿。况且，我不是用我生命的全部，而只是用我的部分精烽和财力来做这样事情，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我父亲常常说，人生就是困难的继续，一个困难被克服了，另一个困难又到来了。我母亲鼓励我说，有困难去做，才是常书鸿的儿子。”

1996年，常嘉煌终于回到了敦煌。在敦煌石窟艺术工程奠基仪式上，常嘉煌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父亲作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为敦煌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但是，父亲所期望的继续敦煌的课题还没有完成。作为常书鸿的儿子，敦煌的儿子，我将继续这项事业。父亲曾经讲过，他的人生的转折，是因为他选择了敦煌，他的第二次生命，来自于敦煌。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九层楼的钟声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十年动乱中，又是敦煌的人民、敦煌老乡救济他。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对他的关怀，他将后半生也献给了敦煌。”